张伯苓与南开教育

20世纪初，围绕救亡的时代主题，曾演绎出多种形式的理论和运动。中国近代教育一经产生，便被赋予了救国这一庄严而沉重的历史使命。当时的教育家们各自经历、境遇虽然不同，但大多是带着这样的意识走上兴办新式教育的道路的。

张伯苓的教育事业肇基于严修所设新式私塾，后逐步发展出天津民立小学堂（1902年）、敬业中学堂（南开中学前身，1903年）、南开大学（1919年）以及南渝中学（1936年）等南开系列学校。这些学校所采取的大体是同一办学模式，即一切办学费用，皆须办学者自己筹措。办学者除肩负教育管理的职责外，尚需担负起投资者通常要面对的市场风险。学校不能高枕无忧地躺在国家财政上，办学思路就不能不带有明显的市场取向。

在张伯苓看来，学生就是学校这所“大工厂”的产品。学校的直接效益要受制于社会对其“产品”的需求程度，其发展也取决于对市场的适应能力。为此，南开在许多方面都坚持实业化导向。在学科设置上，它以社会需求为指针，偏重于理科、工科和商科。在科研课题的选择上，它以切近实用为主旨，南开最有成绩的两个研究机构———经济研究所、东北研究会的课题选择都如此。另外，南开还很重视依托自身科研力量，将成果转化为商品，这一点以化工厂最为典型。

南开的政治色彩较淡，毕业生多选择自由职业。在第一到第十一届毕业生中，选择带有自由职业倾向工作的大约有一半以上，另有40％以上选择业务性较强而政治色彩相对淡薄的工作，直接从政的不过5％到6％。因从政者少，出名者就相对较少，有人借此批评南开没有培养出多少人才。张伯苓不以为然。他说：“说南开还没有出过人才，我也承认。因为直到现在，南开还没有造就出来一个军阀、一个政客。但在社会上服务的，南开学生却不少。”

张伯苓的自信是有根据的。南开毕业生到社会上，一般都是好评如潮，特别是在教育界和科学界服务的南开学生更是成绩斐然。1949年初，国民政府选举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共81人，南开师生中就有姜立夫、陈省身等9人入选。

在南开大学创办之初，几经实验归于失败，社会上一时流传起张伯苓“只配做职业中学的校长”的说法。

不能说这一说法一点道理没有。20世纪初，中国社会尚处于贫困状态，民间实业规模有限，社会闲散资金既少，且主要集中于政要手中，经费的筹措不仅取决于办学者与政要之间的个人关系，所能筹措的规模也往往非常有限。因此，南开系列教育，特别是大学的成功，除了要不断增强学校的造血功能外，更取决于张伯苓募集社会资金的能力。

募集社会资金，要旨在于要保证资金确实使用在公益事业上。南开是私立学校，有校董事会，但一直没有明确的产权关系。不论是最初的投资者、后来的捐资者，还是张伯苓等这些资金的使用者，都不是南开产权的所有者。他们所得到的不是利润回报，而是学校固定资金的不断增长和教学事业的蓬勃发展。

在抗战前30余年发展中，张伯苓为南开系列学校募集了数百万资金，仅南开大学资产就增长到近三百万。这样的集资成绩在当时是一个惊人的奇迹。这首先应归功于他奉行的上述“私立非私有”的原则。在这期间，南开教授的工薪一涨再涨，最高的已达月300元，但他的工资却一直定格在100元的水平上。教授们甚至有些学生已包起了人力车，但他却经常步行上班。教授们都已住进了南开院内绿树环绕、宁静幽雅的百树村，但他一直住在一条陋巷的三间平房中，身无长物。张伯苓就是以这样的行为诠释着“私立非私有”，许多政要、企业家、政府、国外基金会，也正是因此才不断地向南开提供资金支持的。

在南开所募集的数百万资金中，有多少是因张伯苓个人魅力所获得的，现已很难统计，但可以肯定其中必有相当的捐资者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才慷慨解囊的。南开东北研究基金的获得便是如此。一次，张学良走访津门名人，司机几经寻找才在南市一条喧闹的陋巷中找到了张伯苓的家，看到如此简陋的居室与居住环境，张学良发出由衷的感慨，遂应允出资20万。在名教授中，也有许多人只是出于对张校长个人的信赖，才接受低薪坚持在南开执教的。著名经济学家何廉谢绝岭南大学月300元的高薪，毅然接受南开180元的工资，便是典型的例证。